中美战略竞争：理论·历史·现状 学术论坛（2021）

12月3日，“中美战略竞争：理论·历史·现状”学术论坛以视频会议方式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余名专家学者在线研讨，约200名学者、研究者、学生、媒体记者线上参会。本次论坛围绕“中美战略竞争”这一重大主题，分两个单元即“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与理论、中美战略竞争的领域与地域”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论坛开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永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惠园特聘教授戴长征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对参会的校内外专家表示感谢，对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中心主要依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而组建的学术研究机构。接着戴长征教授就本次论坛的宏观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中美关系做出判断，认为中美竞争是全方位持久性的竞争，尽管在局部领域有所合作，但竞争态势严重。因此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信，基于中美关系的长期性、变动性特征，要对中美关系的每一阶段斗争的手段、策略等加强关注和研究。最后戴长征院长希望与会专家可以贡献更多的真知灼见，并希望研究中心工作要抓住中美关系主线，根据每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情况，研判走势，拿出预案。

第一单元主题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与理论”，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唐世平就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态势及对策作了报告。他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美新冷战的开始。基于此，中美竞争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以技术、军备竞赛、人才竞争为主；第二，有明显的阵营形成；第三，存在意识形态竞争。而中美竞争的基本态势包括，第一，中美竞争会升级但存在底线；第二，在2040年之前敌强我弱态势将继续保持；第三，2040年前两方阵营内部会出现力量此消彼长甚至阵营分裂。对此他认为中国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做出应对，第一要发展经济；第二要重新考虑内外循环的比重；最后要采取务实灵活的外交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俜教授以多边主义的视角对中美竞争进行了分析。她指出，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美竞争有三个表现，即基于多边平台的价值观之争、规则之争以及公共产品之争。这种竞争态势会产生消极、而非互补的影响，中美在多边平台上的竞争会损害多边主义精神，挑战联合国的权威。因此对多边主义而言，大国合作是重要依托，在具体议程上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存在合作空间。

外交学院《外交评论》编辑部主任吴文成副教授从国际制度领域入手探讨了新时期中美竞争。他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始于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之时，特朗普上台对战略竞争有所补充并在拜登时期成型。 具体来说，新时期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主要有宏观经济制度领域、安全制度领域以及政治制度领域，且这些领域的竞争总体上处于美攻中守、个别领域中攻美守的态势。美国改制、立制冲动远远大于中国，美国表现出来的是重视小多边，而中国强调的是大多边。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中美两国从不直接针对对方的制度竞争逐步趋向步步反击的制度制衡的局面，而且排他性制度制衡、制度间制衡占主导，包容性制度制衡会日益减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邱昌情副教授从多边主义话语表达入手解读了中美战略竞争。他认为美国官方坚持的多边主义是伪多边主义，是一种基于美国主导规则的多边主义。这种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会造成中美在诸多领域的冲突，比如美国违背国际规则肆意在南海自由航行；用双重标准定义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友好关系；把美国国内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从而对中国国内事务长臂管辖。尽管此种多边主义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中国还是取得了诸多成就，未来中国要发扬自身的优势引领真正的多边主义，不仅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阵线，还要加强多边主义体系的改制，并在多边主义的议程设置上加强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丰教授深入分析了大国管控战略竞争的逻辑与经验。他指出，虽然官方不希望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双方的关系，但现在的中美之间利益竞争明显、利益协调减弱，两国已有规则框架的有效性降低，确实是一种以竞争为主题的大国关系。然而中美战略竞争应该是有选择的，不论是竞争方式还是竞争程度，都应该是有选择的结果，无序的战略竞争只会消耗双方的资源。对此他建议中美双方应该首先进行战略目标管理，协调有冲突的战略目标，进而进行竞争手段管理，减少使用对抗性的竞争手段，同时还要进行第三方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就中美战略竞争背后的非物质性动因展开讨论。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角色预期错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领导角色预期错位，美国领导角色退化而中国领导角色进化，双方角色预期互换和转移失败导致战略竞争。其次是在安全治理议题方面，中国扮演的是民族国家利益和情感捍卫者的角色，而美国则是全球霸权的角色，两种角色预期有偏差。最后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预期错位，美国作为体系主导者却未能完全发挥领导作用，而中国作为后来者则积极作为参与制度设计，表现出一种积极贡献者、改革者的形象，这造成主导者角色认知的滞后以及后来者认知的超前，使得战略竞争不可避免。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永成教授深刻论述了战略自恋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关系。他指出，按照麦克马斯特的观点，美国的战略自恋主要有两个方面，包括过度乐观和退缩，其中退缩即是美国碰壁之后的自我怀疑。战略自恋的政策后果是美国外交中全面否定竞争、拒绝承认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竞争”“大国竞争”“军事竞争”现象，导致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乏善可陈。要克服战略自恋，需要提升美国的竞争意识、竞争能力和竞争表现，这最终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接触转变到竞争性接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赵洋副教授针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作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内核已经出现动摇，实际上不存在完美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困境是客观存在的，未来的国际秩序应该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冲突可控的秩序。任何一种秩序都有合理的一面，要坚持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政策。而当今国际秩序发展出现三个趋势，即国家间竞争模式多样化，国家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有底线，对功能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制度的需求加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永教授对拜登政府对华实力外交的内涵与实质作了解析。他指出，美国所谓对华“实力外交”即是基于美国实力的暂时相对衰弱和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而专注于培养、提升美国自身战略竞争力以赢得中美竞争、维护美国霸权的外交形态。这种实力外交是美国“中产阶级外交”的对华部分，其出台既有结构原因也有观念原因，而其实质是对华实力竞争，最终赢得中美竞争、维护美国霸权。美国所仰赖的实力主要包括联盟、制度、技术、价值观、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对此，他认为中国当然也要以实力制胜，但在继续注重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还要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软实力的增长。

第二单元主题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领域与地域”，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熊李力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进研究员就中美战略竞争的领域与目标作了发言。他认为中美竞争主要集中在器物、制度、观念三个领域，其中制度可能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制度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领域，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美脱钩，如美国在关键领域选择跟中国脱钩。其次是同质竞争，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B3W战略的同质性竞争。最后是治理赤字，治理是责任分担而不是权力分担，治理赤字是天然存在的，中美两大国可能有主动填补治理赤字的意愿，但这可能是一种陷阱，美苏冷战期间正是掉入了此类陷阱。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贞晔教授着重探讨了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他指出在人类共同利益领域大国可以进行合作，中美气候合作就是典型的例子，两国能实现合作的原因有三：一是气候议题领域的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较高，政治意识形态敏感度较低。二是中美在综合国力所涉议题领域的竞争远大于合作，如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竞争性和对抗性更强，合作的可能性较低甚至根本不可能。三是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竞争和对抗，大国竞争需要政治动员，政治动员就需要降低对方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将对方污名化、邪恶化就极有可能成为必要选择，因此合作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俊生研究员从拜登执政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出发考察了中美竞争。他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朝鲜半岛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严重的变化就是朝韩都在撇开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交涉，美国越来越把朝鲜半岛作为和中国竞争的筹码。中美在朝鲜半岛的竞争，一方面是竞争朝核问题的解决方式，另一方面是争夺韩国所发挥的作用。对此，中国需要明确，中美直接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通过第三方爆发冲突可能性较大，因此思考如何构建周边外交，如何打造中韩双边关系，如何在韩国和朝鲜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论坛》编辑部主任、《区域与全球发展》编辑部副主任张颖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中美在非洲的竞争展开。她指出，近年来中美在非洲的竞争进一步凸显，美国战略界忧虑中国将在美国的战略薄弱区非洲率先取得对美战略突破，因此特朗普政府时期出台了完整的对非战略文件，确定了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非洲的大国竞争，保护非洲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以支持美国在非洲的投资。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互动，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将中国定性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总的来看，两国在非洲的竞争上实力仍有一定差距，且尽管竞争趋势明显，但非洲处于美国对外政策边缘，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竞争方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刘若楠副教授具体梳理了中美战略竞争对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她认为，当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阶段性、领域性、国别性和层次性四个维度。从阶段性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动态变化导致中小国家战略自由度的余地变小。从领域性来看，中美竞争在安全领域趋于零和，中小国家选边压力大；但在经贸领域则会增加中小国家的政策选项。从国别性来看，不同国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方式呈现出差异性。从层次性来看，存在地区、次地区、国家和次国家四个层次。总之，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应关注竞争竞争的不同方面。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毛维准副教授就大国海外基建竞争的逻辑和作用机制作了发言。他指出，目前基建竞争有四大态势，即美国的强势参与、西方国家通过点线面的设计拓展基建盟友网络、新冠疫情对基建的影响和基建目标国存在资源投机的倾向。从行为逻辑看，其核心是规范与制度竞争，具体表现为基建项目的竞争。从作用机制来看，大国基建竞争可分为四个维度：项目的盯防、因素的配置、议题的集群以及结构的映射。总而言之，大国基建竞争态势已基本成型并且日趋激烈化和系统化，其中以中美基建竞争为主线，以援建国和目标国的行为互动为基建竞争新变量，同时基建竞争“下沉”趋势明显，未来可能落到目标国及目标国社会身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董春岭副研究员就近期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了研讨。他认为此次会晤对中美关系具有“分水岭”性质。首先，此次会晤表明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上已经着手以拜登主义代替特朗普主义；其次，此次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进入战略相持期；第三，此次会晤预示着国际秩序层面的霍布斯主义开始向洛克主义转化。然而，中美关系也有两个方面并未因之改变，其一是美国对待中国的“三分法”没有变，即“该竞争就竞争，该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对抗”的对华策略没有变；其二是美国运用意识形态打压中国的手法没有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陈翔博士详细分析了中国周边安全治理的历史与逻辑。他认为新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的历史可以根据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的态度、力度、深度和广度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主要有四大逻辑，首先是国家战略偏好决定和塑造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的态度；其次是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的角色遵循从消极到积极、从被动到主动、从有限到深度、从部分到全面的逻辑；第三是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有着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特征；第四是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受到体系压力的影响。面对周边安全治理的巨大复杂性，中国应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针对不同的议题加强差异化的安全机制建设。

各专家研讨完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竞争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永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评议并对与会专家和参会者表达了感谢。他认为，本次论坛开得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就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竞争的内容以及如何应对这三个问题达成了共识。首先，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总体上是一种战略竞争；其次，虽然中美竞争的领域和地域越发宽广，但并不排除在某些具体领域合作的可能性；第三，为应对竞争，中国可通过首脑外交、尤其是发展实力等手段对竞争进行积极管控。他表示，本次会议虽然对中美竞争的诸方面进行了深刻而富有成果的研讨，但中美竞争作为当前两国面临的重大现实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未来就上述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我国学界以后应该更加聚焦于中美竞争的具体问题的研讨，以实现中美良性竞争的战略管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