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与治理”学术报告会在京成功举办

       2021年10月23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承办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与治理”学术报告会在京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郑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智库、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名专家学者和400余名师生与会，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开幕式环节，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蒋庆哲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也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国内环境也在经历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工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国家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突出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创建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致力于将研究院建成开放包容的一流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和智慧交流平台，努力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大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和能力担当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接下来的主旨报告中，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努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安全观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等多个领域，同时涉及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它首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创造者的群众史观，强调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发展的根本。它将人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观。同时，国家安全观又是对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它既包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优秀传统思想，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精神。从实践角度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助于我们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它也为推进国际关系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可以帮助各国应对不断增多的各类安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教授在报告中表示，全球治理最显著的问题就是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信任赤字。发展赤字的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所蕴含的危机，也就是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平赤字主要是当代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别是美国为维系其霸权不断打压中国等国家。信任赤字涉及西方国家对自身和其他国家奉行双重标准，以及以自我为中心和缺乏契约精神等。同某些西方国家单纯以自身私利作为行动指南形成鲜明对比，“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张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关注“重民、安民、顺民、富民、利民”。中国尊重每个国家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搞价值理念输出，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各国人民实现民心相通。

在学术报告部分，与会专家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推动作用、中美关系变化与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外交学院院长徐坚研究员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新冠疫情相遇叠加，使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化。美国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头号对手，对华展开全面进攻，构成了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长期威胁。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威胁到全人类生命安全，导致了世界经济倒退。从总体上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东升西降”或“中升美降”是总趋势。但是，我们也要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持续变化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有充分和足够的认识。总体安全观要求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人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以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它体现了对外工作服务于我国政治制度稳定的使命。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教授认为，全球格局以及大国博弈和竞争态势的重大变化，导致了国际经济竞争中出现“新常态”。在美国国内，两党对于中美经济竞争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美国强调要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对付中国，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方式。从一定意义上看，美国这种对华竞争的进程是不可逆的，因为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对此，中国需要利用这种国际竞争中的“新常态”，全面推进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打造新优势、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中国在传统的增长动能有所减弱的背景下，新的增长动能仍然有待酝酿。这种交接时期又遇到国际竞争压力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有所增加。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教授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冷战后最危险和复杂的局面。美国霸权的衰落导致其维护自身霸权愿望空前迫切，因而拜登政府把所谓的中美对决扩展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同时，它也积极拉拢盟友加大对华政治围攻，妄图重演苏联解体的老戏。事实上，极力想要恢复全球霸业的美国才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劣质政治产品的生产地和出口地。为此，中国要树立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学术界也不能沉迷于西方的研究范式，而是要勇于跳出美式的话语陷阱，构建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学术体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徐步研究员认为，国家安全学研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点要求”为核心，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抓住主要矛盾，提高风险预见能力。在研究中，要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突出“实”的一面，务实避虚。这是因为国家安全学的“面”很宽，涉及诸多领域。这就要求学者的研究必须有重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避免泛泛而谈。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教授指出，国家安全学研究要围绕“两个大局与两个格局”开展。“两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格局”则是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两个大局”是世界观，它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东升西降，最大的变量则是中国复兴。“两个格局”则是方法论，它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当前，新发展格局已经初具形态，即中国的发展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大安全格局还在构建之中，但是其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晰了，如在组织机制上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教授结合中美关系发展新趋势，探讨了国家安全道路和战略选择问题。他强调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变化导致美国的战略焦虑愈发显现，加剧了两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但是，中美两国都具有非常强的自主发展潜力和韧性，从而导致尽管双方的紧张态势会持续较长时间，但两国关系不会失控。对于中国而言，关键在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以破解“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需要逐步扩展自身战略空间，坚持战略集中原则，以集中力量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则认为国家安全具有相互性和相对性。相互性表明安全是存在于相互关系当中的，一个国家无法依靠自身来获得安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方法或结论，诸如同盟理论、威慑理论、集体安全理论或平衡理论、相互依赖理论等，可以被运用到国家安全学研究当中。甚至是老子讲的“大国以下取小国，小国以下取大国”，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安全。相对性则意味着不存在绝对安全，因而追求安全的时候不能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但是，过于“相对”也可能导致自身不安全。因此这种“相对”应当到哪种程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从历史政治学角度解读了国家安全概念。他指出，中国有五千余年连贯历史，这是我们研究政治学的宝贵财富，而历史政治学就是要探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轨迹。历史的属性不一样，所阐述的理论问题也不一样。中国长期拥有大一统历史，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就是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擅长治理，是典型的实践理性主义者，这也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治传统。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主张协商，强调以和为中心的和平发展和共处，则是根植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协商政治制度与“和”的天下观。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结合中美关系和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他指出，全球化在造福人类的同时，逆全球化也在愈演愈烈。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守主义不断升级，政治日趋保守化、民粹主义空前反弹，这些都导致了全球化的减速甚至是停滞。就中国而言，美国和西方国家基于零和思维模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压制。在周边问题上，尽管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但少数国家对中国周边事务的介入与挑衅也使局部冲突的风险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周边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教授通过比较特朗普和拜登两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得出“连续性大于变化”的结论。具体而言，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开启，而拜登延续了这一趋势。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如特朗普政府“狂野”，但是其聚焦性更强，侧重于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就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而言，拜登政府将竞争重点从贸易转向了科技。拜登政府认为无法阻止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因此只有在科技上维护优势地位方能维系美国霸权。此外，拜登代表的民主党也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竞争，注重利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分化中国，以破坏中国的国内稳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仁伟指出，当前美国国内面临着社会分裂、种族冲突、联邦和州的分裂、党争、经济衰退、恐怖主义、枪支问题、认同问题等诸多安全挑战，其原因就在于其安全观并不包含总体安全的概念。由于国内安全问题愈发严峻，美国更需要在外面寻找敌人，以此掩盖内部矛盾。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经济与科技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对其构成威胁。在地缘政治方面，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第一岛链、海权与陆权等方面均存在竞争。在经济与科技领域，两国在网络、科技创新、产业链等方面的竞争态势也愈发明显。在价值观领域，美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都对美国构成重要威胁。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张贤明教授从责任与治理关系角度指出，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个人和组织也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以提升组织或个人能力。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只有在科学的权责框架下各司其职、积极履责、协调行动，才能实现预期目标。风险和责任都同决策相关，责任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某个个体做出的决策。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就是通过承担责任减少每一个环节的治理成本，进而实现风险治理演进过程中治理成本的衰减和治理效能的放大。基于责任视角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每一个主体在整个风险链条中都要积极承担预防与应对风险的责任，从个体走向联合，从独立走向协同，将风险治理视为共同事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稳结合信贷业务，分析了国家风险管理问题。对于国家风险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波段风险的评估，就是通过对国家的安全情况进行分级来判断相关国家风险程度，为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提供参考。银行作为多边金融机构，要帮助低收入国家减贫和实现经济增长，这也涉及风险评估问题。在联合国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出口信贷机构的职能正在由单纯的提供保险服务和融资支持，转向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引导者和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这就是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信贷机构当前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余丽教授着重探讨了网络空间治理与网络主权问题。她指出，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属性主要表现为网络技术的非中性。这就是说技术一旦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现实空间中的权力结构在网络空间中得以保存下来，网络的发展也同国家实力和国家战略设计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国家属性就导致互联网成为国家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空间。因此，安全相对于自由的优先性应当是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治理的主要原则。国家追求的目标就是实质上的安全，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安全都是至高无上的，唯有安全才能保障自由。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质是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当前中国在安全领域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国内层面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国际层面上，要避免陷入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总体国家安全观还要力争解决三大任务：一是要素安全，即总体安全同每一个具体要素都密切相关。二是结构安全，就是要解决结构不平等带来的安全问题，诸如国内贫富差距和国际上的大国竞争等。三是系统性安全，即要统筹考虑各类安全问题。仅仅用本学科的眼光解释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如同盲人摸象，无法看到国家安全的整体概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戴长征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国家安全学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到诸多问题领域，因此也需要集合各领域优秀学者智慧。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治理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能够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学研究贡献一臂之力，能够提供更多具有前沿性、交叉性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大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和能力担当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

在23日的开幕式、主旨论坛和学术报告之后，24日还将有众多学者参与两场平行论坛，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发展建言献策。